2023年6月17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段德敏，做客北京SKP RENDEZ-VOUS，重访脱序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和他的新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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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有些话需要反着理解前几天一位少年冲入球场这件事，大家多有讨论。这位少年破坏了规则，实施越界行为，但很多人觉得还挺好玩的，是一件令人感到开心的事。我认为这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他虽然越界了，但也带来了一些比较正面的社会效应，比如说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体育本身的自由与激情。我今天要讲的马基雅维利，或者说我这本新书《现代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其实也和“破界”这个主题有关。人类社会制定了很多规则，但也有对规则的破坏和超越，这其实是马基雅维利关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马基雅维利大约是在1513年之后开始写《李维史论》（即《论李维》）的。他在潜心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处于非常落魄的状态。他曾经做过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务厅长官，也当过类似现在的外交部长，出使过很多国家，和西班牙王室交往密切，后来才有《君主论》的写作。欧洲的很多文人，或者说带有一些贵族背景的人，他们的人生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是投身政治或军事，为国家做出贡献；第二是从事写作。马基雅维利也是如此，他当时觉得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从而选择用写作来帮助自己的国家重新强大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变得“自由而强大”），《李维史论》就创作于这个时间段。
李维是罗马的一位历史学家，《李维史论》通过罗马的历史，来讲政治的选择和国家强盛的道路。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惊人的看法，很多人，甚至他的朋友都不同意。罗马为什么这么强大？当时的主流看法是罗马内部相对和谐，共和国内部的不同派别以及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关系相对友好，大家都齐心为国效力，所以罗马才变得非常强大。但马基雅维利认为罗马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这种和谐关系，恰恰相反，是因为罗马内部不同阶层之间有一种冲突关系，主要是在平民和贵族之间。冲突带来越界，带来对规则的破坏。破坏并不必然就会使国家分裂，而是会让已有的规则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没有冲突，就没有对规则的更新，从而使得其符合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
马基雅维利关注到了这一点——对规则的越界可以是一件好事，但之前从来没人敢这样说，或者没人关注到这一点。马基雅维利不断去挖掘、探索对规则的破坏可能导致的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正面的后果。他认为罗马之所以强大，恰恰是因为它的开放性，从而使得它能够不断地调整政策，确立新的规则，建立新的制度，并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一种优势。马基雅维利是非常亲民的，因为对规则的破坏其实对普通人更有利。他发现罗马之所以强大，恰恰是因为在这种氛围中，约定俗成的规则是允许平民冲破一些既有的条条框框，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这也是我这本书的一个主题，马基雅维利亲民的一些特色跟我们对他的传统印象有差异。从这个角度再去看他的《君主论》，其实可以看到一种双重特色，一方面是为君主权力的维系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也是在不断强调，君主要维持自己的权力，最重要的事情是和民众搞好关系。
阿尔都塞说马基雅维利有一个特征，他说的话和他真正的意思其实是相反的。他用火炮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马基雅维利，火炮前进的方向是往这一边，但炮口是朝着另一边的。《君主论》就是一本有这种典型特征的书，虽然是为君主说话，但另外也是在说君主地位的基础其实不是想象中的“神圣”这一来源，而是权力的获得和维系这个非常世俗化的过程。后来很多人受到马基雅维利的启发，发展出一些革命思想，比如左翼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
任何君主，他的权力获得如果推到原点的话，都是通过越界来获得的，都要先打破一些旧的东西，才能建立起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则，马基雅维利把这个过程展示给大家看，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探索。在这个探索中存在很多思考，对我们今天讨论国家政治运作逻辑仍有很大的启发。
冲破某些规则，社会才有进步可言
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候需要超脱当下，回归人性本身，回归人的存在逻辑。因此有时需要去借助一些思想资源，比如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做的贡献。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读马基雅维利？为什么他的思考历久弥新？因为他涉及的问题，不局限于其所生活的时代，而是涉及人的存在本身。这是我对他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初衷。
我发现托克维尔特别担心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建立不起一种纽带。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传统联系逐渐断裂，托克维尔觉得这种断裂会给现代社会带来很多问题。马基雅维利则正好相反，他觉得人与人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社会联系，比如制度，都带有偶然性，带有权力的属性——谁获利更多，谁获利更少。他用一种非常愤世嫉俗的视角去看待人与人之间的任何社会联系，比如规则。他认为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冲破这些规则，然后这个社会才有进步，所以他才会去赞美冲突。他认为不和谐能冲破一些东西，并能建立起一些新东西，但他也担心这种冲突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极端情况，比如内耗。他在晚年写的最后一本书《佛罗伦萨史》中，发现佛罗伦萨这个国家陷入内斗太久了，以至于人们难以从内斗的氛围中解脱出来。他在这方面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要冲破规则，但是对规则的冲破又不能陷入一种不知羞耻的斗争中。在我看来，某些国家政治的极化，其实类似马基雅维利所谈及的佛罗伦萨的那种恶性斗争，它的性质其实就是互相之间只能你死我活，非黑即白，找不到能够共同承认、遵守的一些规范。
当然，我们用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来观照现实，固然有益，但肯定不能直接套用在现实上。只是我们的观察需要有一些概念和理论工具，这是我认为像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政治思想家对我们当下的意义所在。
人是一种被激情推动的存在
我觉得马基雅维利和玛莎·纳斯鲍姆差不多站在同一边，而罗尔斯则是一个条条框框的支持者。罗尔斯提出正义论，讨论一种社会正义的原则到底应该什么样，如何通过理性的方式去找到这样一种规则，然后用这套规则来生活，用这套规则来组织社会和政府。马基雅维利和罗尔斯正好相反，他要去冲破这个规则。他认为对规则的冲破，是有意义的，而罗尔斯是肯定不会同意的。玛莎·纳斯鲍姆也和罗尔斯有很大区别，她强调的不是人的理性能力，不是通过理性能力找到规则，而是强调人的情感。人是理性动物，也是情感动物，好的社会不仅要依靠理性的能力，也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马基雅维利虽然和玛莎·纳斯鲍姆有些不同，但他的一个重要发力点其实是强调人在理性之外的另一个面向——激情。
当代政治社会学领域对马基雅维利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寻找一些和罗尔斯不一样的灵感来源。马基雅维利所能够提供的正在于他不断地强调人是一种被激情所推动的存在，不是所有时候都是用理性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去确立规则。确立某种正义的制度和法律过程本身，也是不可避免地受其激情所推动的。所以马基雅维利说人有各种“脾性”（humors; umori），这种脾性其实就是一种激情，是人的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人的行动相当大程度上是受它推动的。如果认真对待这一点，我们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思考人类社会确立的各种规则。贵族制定规则的时候肯定会说这个规则是正义的，是合乎理性的，但其实背后带有贵族本身的立场，有专属于贵族这个群体的一种脾性。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基雅维利才会说我们不用把这些规则太当回事，任何规则都有这样一种脾性的基础。平民如果居于主导地位，建立起规则，也会有他自身的一种脾性。
所以他才会说要经常冲破一下规则，并重建新的规则。他这种视角本身其实是非常反贵族的。纵观马基雅维利的话语，如果说他的关注点是落在规则背后人的激情的话，那么他会给予弱者以更多的关注。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弱者之所以被排斥出局，不是因为他错了，而仅仅是因为他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很多人从这里读到一种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结论，但我觉得这个批评其实有点“以瑕掩瑜”。其实马基雅维利的意思是，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存在的规则，都有其偶然性，都建立在对其他可能的“对”的规则的排斥基础上，都需要力量的加持；反之，那些被认为是错的、消失了的规则，不一定真的是错的。
马基雅维利说“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他举的最重要的例子是基督教。在当时的欧洲具有如此普世性价值的存在，被马基雅维利这么一句话就轻松解构了。他说基督教也是因为其早期支持者有武器、有力量才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因为本来就一定是对的。换句话说，那些被基督教取代的东西也不一定是错的。这一看法其实对弱者是有利的。马基雅维利对弱者其实是抱有同情心的，这一点可能和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不太一样，但这恰恰是马基雅维利的复杂性之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马基雅维利对左翼有很多启发的原因，意大利早期左翼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受其影响特别深。马基雅维利看上去好像是为强者说话，但他恰恰是为弱者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尊严。不仅如此，他还向人们描绘了一种可能性——弱者、底层民众只要积聚起力量，就能够推动一些根本的改变，正如《君主论》中出身下层的新君主那样。而且事实上所有伟大的君主最早都是这样获得权力、建立新规则的。这无疑为“突破现有常规世界、想象另一种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一些左翼运动的早期领导人，是能够从这里看到一种可能性的。
我同情马基雅维利研究者约翰·麦考米克的立场，但我对他也有很多批评。麦考米克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有一个优点，他把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从剑桥学派共和主义的路数（比如强调制度和法律等）相对地拉了出来，拉到经济、社会和阶级这个层次上。麦考米克认为马基雅维利不仅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而且是一位经济社会思想家。这是有道理的。但麦考米克在往这方面拉的时候，拉过了一点。他不断强调马基雅维利是平民支持者，但你不得不承认马基雅维利最后仍然是回归到“政治”这个维度上的，他对平民也有诸多批评。我个人觉得他晚年在《佛罗伦萨史》中对平民的很多批评是真心实意的，而麦考米克却不断地想在这一点上找补，这是没有必要的。
凝视时间的深渊
我们一般对民主的看法，大多是说人民居于统治地位，具有决策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到底应该如何界定。马基雅维利的视角其实解构了我们对传统上的“人民”或“民主”的理解。他认为不同的人对人民的构成有非常不一样的解释，因而他十分关注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维度——冲突。马基雅维利认为不需要对冲突有太多的敌意，冲突可能会突破一些界限，可能会带来一些好的东西。一味地遏制冲突、消除不同，长期来看反而会出问题。虽然有冲突，但仍然可以良性互动，我想这正是马基雅维利对于我们深入思考现代民主的启发所在。
马基雅维利一方面认为冲突的存在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又提出要避免恶性冲突，但他也没能很好地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确实非常困难。把《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放在一起比较，可能会得到一些线索。写《李维史论》研究罗马的时候，马基雅维利还比较年轻，也非常乐观，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去启发他的同胞，能够不断推动一些法律制度上的创新，让他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但晚年在写《佛罗伦萨史》时，他觉得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希望了，要从那样一种恶性冲突的泥沼中脱离出来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一旦形成一种习惯，要改掉是很难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马基雅维利认为佛罗伦萨的问题不是仅仅通过立法技巧就能解决的。古代像超人或英雄一样的立法者，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立法，例如摩西，但那只是一种传说，要改变一个社会的习性非常困难。马基雅维利也希望佛罗伦萨能出现一些政治意义上的领袖，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德性，一方面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甚至不排除暴力，把这个社会扭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但这类立法者的出现是很难预期的。他越到晚年，越觉得一个社会一旦形成某种习性，比如说恶性冲突，要从中脱离出来会非常困难，似乎也只能交给时间去解决了。
年轻的马基雅维利将时间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喻为命运女神，人要勇敢地与之战斗，紧紧扼住命运的喉咙，让时间为“新秩序”而暂停。晚年的马基雅维利深刻体会到时间的威力，他自己行将就木，时间却依然在流逝，面无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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